读《园区与集群》有感：发展新质生产力急需创新集群

  在此背景下，新型工业化呼啸而来。在当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，产业集群作为地方产业枢纽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。在这方面，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是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的大师，她的文章和观点总能给人带来深刻思考。

  王教授是有一线调研权的理论家。她总是能够鞭辟入里地澄清概念。这些概念背后有不一样的运行逻辑。而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，经常在实战中被混淆。

  当前到处都是艰难的招商引资工作。有实力的县市在弘扬工业园区，小一点的县镇则努力于发展产业集群。而创新集群则是人人希望的目标。然而，园区和集群的概念不一样。王教授多年来一直呼吁搞清楚这些概念，这样会更有助于区域产业的发展。

  工业园区的作用是吸收投资和促进就业，而创新集群则使企业繁衍升腾。有产业集群的地方，不一定需要产业园区；建立产业园区也不一定会发展成产业集群，更不一定能成为创新集群。有创新功能的产业集群才是创新集群。工业园区仅仅享受地理位置，享受优惠政策，但在产业联系上却有几率存在着非常大的障碍。老死不相往来，在工业化时代，即使同属一个地理位置，也完全是可能的。

  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产业集群。王教授多年坚持一线采风，自然掌握众多好例子。

  一个实干家，或者一个倒闭的企业，都会先带动一个村镇，并繁衍成一个区域产业。这样的传奇并不少。如温州的打火机产业集群，最早是由周大虎创办的大虎公司带起来。如山东威海文登的西洋参的王继振，从烟台种子站带回八颗种子而幸运存活，得以繁衍了这个百亿产业。而在浙江分水镇的圆珠笔之乡，或者江苏常州武进镇的干燥机，都能看到这种痕迹。

  沿海的气流以规模性效应在向内地伸展。在佛山南海，台资企业国荣鞋业从台北县三重镇迁入当地多年后，由600多家鞋业相关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在平洲镇兴起。

  在东莞，大朗镇毛纺服装产业集群就来源于1979年第一家港资毛织厂给香港的“来料加工”。而台资企业宝成鞋业在东莞的裕元公司成就了厚街镇、寮步镇一带的鞋业集群。但这里的成本过高的时候，长腿的公司开始寻找新的迁徙。宝成鞋业在江西上高镇的裕盛公司，又正在促进那里形成新的鞋业集群。

  产业集群生长的姿态是舒展的，形式是不拘一格的。人类能从各个方向切入。天津静海的铜管乐器产业集群，最早是从金属加工而来，他们在做天津管乐器老厂的磨光和抛光而积累了相当的工艺。而浙江德清洛舍镇则是从木材加工，进入了钢琴制造。它们进一步的生长方向，就是将文化同步灌注其中。乐器文化，在河北武强县、在浙江洛舍镇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民俗常事。

  产业集群的兴起之处，有一个商品交易的市场中心很重要。这对最早形成产业集群，起到了“出海口”、“展示厅”的作用。这在有着100多个特色产业集群的河北，尤其明显。河北白沟的箱包市场，一开始就是村干部大胆建立了箱包集贸市场。邯郸永年区在螺丝钉生产的全部过程中自发地形成小产业的时候，县政府也顺势建立了五个紧固件集贸中心。这个现象各地都有。在浙江温岭镇的机床产业集群的兴起，一开始从修拆机床和维修开始，其备件形成交易档口，出现了全国最大的“量具刃具”贸易市场，这大大加快了这个无中生有的产业。物品的流动性越强，就越容易强化一个地方的生产系统。

  集群里的企业之间不合作甚至扯后腿的现象，也很常见。这种“集群陷阱”丢失了集群之前的合作和规模效应，反而容易薅光每个参与者的羊毛。而且更恶劣的是，它会恶化地理品牌的土壤。一个地方出现了群体低端制造的轮廓画像，整个地区都会遭殃。它很容易给所有的企业都打上低端品的地理印记，使得优秀企业不得不逃离。在河北白沟箱包，当低端货在电商渠道过于频繁降价的时候，经济地理就开始硬化。一些志在建立高端品牌的箱包企业，就会逃离这样的地区陷阱，前往东莞这样充满为LV、Coach代工的区域。

  三个支撑是关键的。第一个是公共服务平台。需要有主持秩序的“寺庙长老”。例如广东大朗镇的纺织业，在三个关键支柱产业：装备制造、电子和纺织中，依然是最活跃的产业。也有很多四处搬迁——60多家企业搬到广西，但这不影响大朗纺织产业的活力。这里的民间服务组织能力非常强。围绕纺织，有毛织、机械、设计、纱线和电商等五个协会。人们容易重视生产型产业集群，却忽视“服务型产业集群”。知识服务，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黏合剂。它能将日渐开裂并呈现离心倾向的产业，重新集聚在一起。

  第二是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引领。缺乏龙头的产业集群，未来是暗淡的。企业之间的相互利润对削，会将所有企业都按在中等水准之下。河北冀南三县的自行车产业集群，很有代表性。邯郸的曲周县、邢台的平乡县和广宗县，三个加起来有120万人口，共同组成了一个自行车和童车的产业集群。然而，在江苏好孩子童车和天津富士达这样的自行车龙头到达之前，整个行业一直是无序竞争状态。野蛮生长的时代，只有在龙头崛起的时候，才会消散而去。有着上万人的富士达，在河北采用把供应商组织起来形成一种B-Team团队，供应商之间互通有无，共享质量理念。这是一种供应链自律和净化，从而提升了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。

  这一做法，最早是来自中国台湾捷安特和美利达。上个世纪末为了应对中国自行车的崛起，而形成一种供应链共同体，把相关企业绑定在一起的A-Team。捷安特入驻苏州昆山的时候，也连通60家供应商一起，将这种A-Team模式带入进来。这就是台湾产业集群很常见的“中央-卫星”模式，在机床、航空都有这种模式出现。国内致力于传递中国台湾优良制造理念的王有柱先生，在《聚变》一书中，对这种“让知识在共同体强烈扩散”的共助模式，有着很好的介绍。

  第三点是外部知识的注入。如果没有创新的源头，产业集群的活力就容易像燃尽的蜡烛。如何跟周围大学互动，如何能有创新机构引入，对于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是决定性的。没有这样的机构，集群的人才结构就会单一化。跨界的知识授粉，就不会出现。高档乐器需要合成鼓皮、音源芯片、压电薄膜、实木砝码加铅技术等。乐器制造，分明就是一个电子、机械、材料等复合工程的全部。台湾后里乡萨克斯管在产业集群的第二次振兴“再次起飞”的时候，就动用了台湾工研院（孕育台积电的机构）的资源。台湾工研院从黄铜材料的材质考虑簧片，从动力学考虑声音流道入手，从而大幅度提升产业的根基。这类院所基础研究的转化，是一种创新支撑系统，它就像举升机一样，将整个地区向上拔升。培养产业集群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。从生态群落来看，过于单一的生命群落，最终会走向衰亡。

  产业集群的进化，形成有优势的产业高地，本质是一个区域治理。因此它绝非能够采用爆发性的手段。王教授对于产业政策有积极的建言。谈到上海发展“双芯多蕊”（以静安总部和奉贤东方美谷为双芯）的化妆品行业的时候，对“加快发展、超越发展”这种观点提出了清醒的建议。很多产业是需要慢慢积累的，企业家精神和行业自律组织，才是保证行业发展雄心的关键所在。

  法国香水和化妆品行业是法国出口量第二大的产业，有3200多家。国家竞争力比较优势显著。而“化妆品谷”位于卢瓦尔河谷，大量化妆品企业聚集在此。800多家公司，9万名员工，形成了260亿欧元的产值。它的发展从1994年就通过企业独立组织的行业协会。这里一开始就是会员制加入的行业自治型。掏会费，才能加入行业体系，才会受到行业基本尊重。而月度晚餐会、年度峰会则加强了它与外部的联系。政府逐渐介入的方式是缓慢的。在认可了它的做法之后，这个地盘被认定是“地方生产系统”，逐渐加强扶持。而在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，将全国香水的协调权，都交给了这个协会。一个行业协会，简直发挥了国家级部委的作用。

  产业集群就像是一棵蟠桃树，自有自己的生长习性，不能硬拔。而区域协调性、国家协调性，也是至关重要。国内则有工信部的先进制造集群和特色产业集群，科技部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国家发改委的战略新兴起的产业集群。这些集群的竞争和合作的协同关系，还有待进一步澄清。

  产业集群的发展引人入胜。它就像实验室里一连串碰倒的化学试剂瓶，兀自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。以纺织著称的大朗镇，正在形成硅胶制品集散地。

  大朗镇离华强北的跨境电子商务很近，小件批发甚至单件代发都很成熟。东莞是世界硅胶娃娃之都，年销售额300万个左右，而大朗、寮步、常平、虎门等相邻乡镇之间，就形成液硅、注塑、纺织的集叉效应。横向相近的配套电子和电池行业，也都提高了塑料模具的发展。民用3D打印开模，也甚为繁荣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周边邻居的产业很重要，可以相互借力。供应链交叉编织妙不可言。

  还有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本地机构之间的协同能力。没有组织合作的产业集群，只有表面的波浪而湖底之下则是可悲的一潭死水。如果激发产业集群的人心向上，企业客户的需求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得到满足。对于甲方的设计的基本要求，乙方很快就能进行业务反应。这是一种区域组织力的体现。组织力是一种跟本地文化、企业家认知绑定在一起的差异化竞争力。只要有足够的干柴，烈火就可以熊熊燃烧起来，产业的兴旺有各种可能性。

  王教授关于创新集群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，而行业又涉及众多，给人以奇妙的行业变换的新鲜感。她对很多行业都如数家珍，乐器尤其受到青睐。这跟她个人喜欢乐器有关吧。她将中国各地不同乐器的流派，都一一整理出来，还亲自上门去拉去试。真是难得一见的实干派。希望我对产业集群的研究，也能跟随王大师的步伐。在我心目中构思的下一本书《产业高地：中国县域经济的光芒》，希望能继续传接王教授的大旗。

  中国制造处于向高价值链转移之际，大量产业集群需要二次成长。产业集群也需要群体性的新陈代谢，任务艰巨，一点不亚于科技攻关。希望王教授这本书，能给那些产业决策者以更好的启发。而对那些关注家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人们，也是一扇明亮望远的窗户。

  新型工业化需要刷新的工业化思维，需要更宽广的窗户。现在，是从窗户向外瞭望的时刻了。